【编者按】当战火与政治动荡撕裂家园，个体的命运该何去何从？这篇报道揭开了以色列精英出走潮的冰山一角：从准备逃离的物理学家到亲历屠杀的幼儿园教师，从手握欧盟护照的科技精英到在异国挣扎的艺术家。他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与失望，在炮火声与选举拉锯战中仓皇启程。这不仅是人口迁徙的数字游戏，更是一场关乎国家灵魂的拷问——当最优秀的头脑开始用脚投票，当战地归来的士兵带回沾血的"战利品"，这个深陷身份危机的国度正面临比哈马斯火箭弹更致命的威胁。以下是全文编译：

　　阿夫拉汉姆·比南菲尔德对以色列政治心灰意冷到已准备移居海外时，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的残暴袭击颠覆了整个国家——也打乱了他的计划。

　　比南菲尔德说，他反而立即应征入伍，无数个不眠之夜担忧着在作战部队的两个兄弟，移民计划被迫搁浅。

　　如今，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数周后，比南菲尔德正在打包行装准备离开。

　　"距离防空警报、恐怖袭击、地区战争、伊朗导弹、加沙和黎巴嫩的兄弟们只有几小时车程，这一切实在令人窒息，"他说道。

　　他补充说，如果政府能引领以色列走向正确方向而非当前路线，他本可以承受这一切。"我需要知道所有这些苦难都是为了崇高的目标。"

　　过去两年已有数万以色列人离境，2023年北半球夏季期间数字激增——当时正值反对总理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政策的抗议浪潮汹涌，甚至早于哈马斯袭击及以色列随后对加沙的进攻。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该国1000万公民中已有超过8万人新近移居海外，预计今年数字将持平。

　　比南菲尔德回忆，两年前他曾积极参与街头示威，高举以色列国旗与其他抗议者共同警告：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正在牺牲以色列的安全、民主制度与身份认同。

　　明年，比南菲尔德将与男友移居瑞士，在洛桑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后学位。与众多移居海外的同胞一样，他不确定自己将停留多久。

　　以色列社会学家与人口统计学家指出，这群日益壮大的移民队伍中，多数人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秉持世俗观念、倾向左翼，并对国家领导层的发展方向深感不满。

　　他们多是初创企业员工、医生和攻读高等学位的学生，年轻夫妇和新生家庭占比显著。

　　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股离境潮可能对未来数十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范围内不乏人才外流现象，但鉴于以色列的人口结构，这种情况具有特殊性，"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泰·阿特尔表示。

　　他举例说，仅占劳动力11%却承担全国三分之一税收的尖端科技行业从业者，在移民群体中比例突出。

　　协助以色列人移居的机构Settled.In创始人达夫娜·帕蒂希-普里卢克称，她接到的咨询量已达前所未有的规模，且紧迫性远超以往。

　　她表示，加沙战争前多数人为职业机会移居海外，但近期客户更多是为逃离以色列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动荡。

　　去年六月与伊朗的12天战争期间，当特拉维夫遭受伊朗导弹袭击时，咨询电话出现井喷。

　　许多客户告知她，归国日期将取决于明年大选结果。

　　"他们说："我们要休息一段时间，看看选举结果，两年后再做决定"，"去年移居波士顿的帕蒂希-普里卢克透露，"在此期间，他们的财富能在海外换取优质教育、宁静生活、正常作息和高效运转的城市体系。"

　　目前约有20万以色列人居住在欧洲。

　　多年来，以色列人持续获取欧盟国家第二护照：德国、波兰向大屠杀幸存者后裔提供公民身份；西班牙、葡萄牙则于2015年向15世纪被驱逐的犹太人后裔开放公民权。

　　在里斯本和柏林，新来的以色列人能找到活跃的侨民社群——脸书群组"葡萄牙的以色列人"(成员超5万)和"柏林的以色列人"(3.8万成员)长期流转租房信息、分享求职贴士。

　　谈及离国决定，一些以色列人表示深陷于双重不确定：计划离国多久？若是永别，对家庭是否正确？

　　他们还面临文化层面的污名。

　　希伯来语中，移居以色列者被称为"上升者"，相反，离开者则被称作"下降者"。

　　这些以左翼为主的以色列人离去，可能影响势均力敌的选举——多数海外侨民无权在境外投票。

　　以色列人长期担忧人才外流，但10月7日哈马斯袭击改变了语境。在这个关系紧密的国度，无数家庭直接遭受了这场以色列史上最血腥袭击的冲击。

　　切肤之惧蔓延至全国千家万户。袭击后的数日数周，社区和家庭社交媒体群组爆发出关于育儿困境的质问与辩论：孩子们在枕下藏刀，持智能手机的青少年仍能看到哈马斯拍摄的人质乞求活命影像。

　　来自加沙边境比里基布兹的德克尔·沙莱夫表示，她当即明白留在以色列"绝无可能"。

　　沙莱夫带着三个幼子躲藏了15小时，期间数百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她的社区横冲直撞，杀害逾百邻居，并将32人掳至加沙作为人质。

　　事后她终止了妊娠，觉得若再遭袭击，自己将无力保护四个（而非三个）孩子。

　　一个月后，沙莱夫与丈夫带着三个孩子飞抵科罗拉多州，自此尝试重建生活。

　　"至少这里有空间、有宁静。我可以看着孩子们，知道他们是安全的，"在丹佛郊区任幼儿园教师的沙莱夫说。她透露过去两年许多同胞迁居至此。

　　但远离亲人和基布兹令她痛苦——他们正在迎接生还人质归国，安葬那些遗体仍滞留加沙的逝者。

　　在浓厚犹太复国主义精神中成长的她，正努力适应侨民新身份。孩子们不停追问何时回家。

　　但她的住所已毁；比里邻居德罗尔·奥尔的遗体仍被扣在加沙——他于10月7日遇害；而恐惧的阴霾令她不堪重负。

　　"这场战争对我们从未结束，"她说，"我们已无家可归。"

　　艺术家兼教师米哈尔·巴尔-奥尔五个月前从特拉维夫移居汉堡，她坦言主要动机是反对惨烈的加沙战争。

　　巴尔-奥尔与三岁儿子持有德国护照，其伴侣就职的以色列科技公司允许远程办公，他持波兰护照。

　　她说战争改变了特拉维夫南部她曾所处的自由派生活圈的氛围。

　　游乐场的家长质疑阿拉伯裔教师是否构成安全威胁。

　　预备役军人早晨送孩子时全副武装，肩挎枪支。

　　巴尔-奥尔说，当学生请求帮助用照片制作艺术项目时——这些照片由在加沙服役的伴侣或兄弟拍摄，或是某学生哥哥从战场"带回"的"纪念品"（她指出包括从加沙民居掠劫的念珠、身份证和个人物品），她感到无所适从。

　　在德国她感到冰冷孤独，儿子在幼儿园挣扎适应，全家仍在犹豫是否留在汉堡，或转往柏林、葡萄牙，抑或返回以色列。

　　"当然，对我最重要的是在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养育孩子，"她说。

　　但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时时刻刻，我越来越感受不到归属。"

　　——利奥尔·索罗卡对本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