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孩子为何不再在组屋楼下玩耍?消失的童年记忆背后藏着什么

   日期:2025-12-23     来源:本站    作者:admin    浏览:68    
核心提示:    【编者按】在补习班与兴趣班填满课表的时代,新加坡孩子们的童年正悄然经历一场变革。这篇报道揭开了当代家庭教育生态的

  

  【编者按】在补习班与兴趣班填满课表的时代,新加坡孩子们的童年正悄然经历一场变革。这篇报道揭开了当代家庭教育生态的缩影:12岁女孩每天仅有一小时自由玩耍时间,4岁幼童的午后被舞蹈游泳珠算课分割,青少年在虚拟世界寻找现实缺失的社交联结。当“玩耍”成为需要严格规划的课程,当邻里走廊不再回荡孩童追逐的笑声,我们是否该反思:在精心设计的成长蓝图里,是否遗失了最珍贵的自由探索?数据显示,如今新加坡幼儿周末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而全球儿童无拘束玩耍时间较1970年代骤降50%。这篇报道不仅记录着育儿方式的变迁,更敲响了关于童年本质的警钟。

  12岁的盖瑞琳·桂在每个上学日,从放学后到晚间武术课开始前,仅有一小时珍贵时光能与伙伴玩耍。

  这群孩子通常会在邻近游乐场玩捉迷藏,或是结伴去图书馆。但总有大人在场看顾——不是盖瑞琳那位担任弹性兼职教师的49岁母亲郑淑娜,就是某位玩伴的家长。

  当计时沙漏滴尽最后一粒沙,小姑娘就要赶回家准备两小时的武术训练,接着是晚餐、作业与就寝,周而复始的日常再度轮回。

  周末时光里,盖瑞琳常跟着经营社媒副业的母亲参加活动。她所有的娱乐安排都必须配合父母的行程表。

  “我们也希望让孩子自由玩耍,但监护既能防范潜在危险,又能了解她交往的朋友类型,毕竟现在需要更谨慎。”郑女士坦言。

  37岁的郭佳玲家长也构建了相似体系。她四岁与七岁的两个孩子午后时光被舞蹈、游泳、珠算等提升课程与监管下的游戏分割。

  孩子们每天放学后有半小时电视时间,但严禁接触网络。

  每逢周末,郭女士会带孩子探索游乐场或参加博物馆亲子活动,在空调充足的安全空间里边玩边学。

  “和其他孩子一样,我的子女在校与补习班时间太长,难与朋友相聚。酷热天气更让户外活动雪上加霜。”她强调虽认同自由游戏的价值,但对陌生环境的安全隐忧始终萦绕。

  这三个孩子的日常,正是当下无数新加坡家庭的缩影——漫长的在校时光与密集的才艺课程,挤压着自由嬉戏的空间。

  非营利组织Suncare SG在2024年对千余名3-6岁幼儿家长的调查显示,近五分之一的孩子周末每日户外活动不足一小时(该调查未涉及工作日情况)。

  《今日新加坡》发现,即便孩子们走向户外,多数游戏时间仍经过精心设计,通常以体育训练或成人监督的聚会形式呈现。

  放眼全球,数十年来儿童无组织户外游戏时间持续萎缩。国际非营利组织“童年联盟”政策简报指出,到2010年,美国儿童自由户外活动时间较1970年代减少50%。

  根据对家长与青少年的访谈,孩子们甚至鲜少与朋友在线游戏。多数家长对未满12岁子女设严格屏幕使用限制,使其网络社交时间极其有限。直到年龄渐长,他们才获得更多网络畅聊的自由。

  仅仅一代之隔,情况已天差地别——这点父母们自身便是见证者。

  回忆1990年代成长经历时,郭女士说她每日至少有一小时在母亲看顾下于家附近游乐场玩耍。“但比起我的孩子,当年的社交显然更自然。如今游戏约会得围绕才艺课安排,且多在室内进行。”

  她描述那时简单纯粹的生活:迈出组屋就能在社区里认出熟悉面孔。有人喊声“玩吗?”,几分钟后大家便聚在楼下,在游乐场与街角之间自在穿梭。

  对比今昔户外时光,她不禁感叹:“有时心疼孩子总困在室内,我会努力多带他们外出。”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幼儿教育高级讲师卡维丽博士指出,当下许多家长倾向选择结构化活动,因它们被认为“能提供安全、监督与可预测性”。

  尽管规范课程存在价值,但“希望满溢”辅导机构创始人、国立教育学院客座讲师伊莎贝尔·加夫尼博士强调,儿童同样需要自由玩耍与交流的时间。

  “仅在校接触朋友的孩童,若缺乏校外深化情谊的机会,友谊进展将受限。在同伴支持与认可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缺失共处时光会削弱他们分享情绪的主要渠道,使其产生被孤立感。”这位注册游戏治疗师补充道,这将在自我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严重影响他们培养、深化与修复珍贵友谊的能力。

  毋庸置疑,家长为孩子报名系统课程时,都怀揣着帮助子女获取课外技能的美好初衷。

  46岁的何医生为11岁儿子欧内斯特报名每周两次的Active SG独木舟学院课程,将趣味与适度竞争巧妙融合。

  何医生赞赏专业教练全程监护,为欧内斯特创造了学习风险管理的安全环境。“我的核心考量是学习——掌握在家或正规课堂无法获得的技能。”他在麦里芝水库边如是说,“成长过程中竞争无可避免,通过可控方式培养竞争意识、团队协作与同理心十分有益。”

  欧内斯特享受这个挑战与乐趣并存的课程。“训练某些环节如划桨练习比较严肃,但整体很有趣,因为能和朋友们畅聊。”

  郭女士观察到,日益增长的学业压力与丰富的提升课程选择,正改变着孩童的时间分配。“当看到孩子同学参加那么多课程,你难免担心自己孩子会因缺席而落后。”

  她补充道,才艺班不仅是学业成功的工具,更是孩子探索新兴趣的途径,尤其在传统职业受科技冲击的时代。“我不否认寻找隐藏天赋的过程,也包含着对直接招生入学有帮助的期待。”

  她更倾向让孩子参与有学习目标的活动,例如博物馆课程——既具教育意义,又提供安全的社交空间。尽管户外游戏价值仍在,但管理难度更大。“除陌生人带来的安全隐患外,新加坡天气实在太炎热——肯定比我们当年更热。”

  《今日新加坡》发现,即便孩子获得自由游戏机会,尽管新加坡犯罪率全球最低,多数家长仍会密切监护。

  44岁的鲁奇·帕雷克深知游戏重要性,她规定子女必须先进行户外活动才能使用电子设备。13岁女儿与朋友外出时享有更多自主权,但9岁儿子户外游戏时仍需成人紧密看护,因她担心幼童更易成为不法分子目标,或陷入不知如何应对的危险情境。

  “你们可以说我过度谨慎,但若能保护孩子,我甘之如饴。”

  事实上,多数父母完全明白自由游戏的益处,但许多受访家长表示,当下新加坡缺乏让孩子自由安全互动的空间。

  42岁的罗海妮扎指出,随着学业要求提高与电子设备占据闲暇,自然交往机会日益稀缺,游乐场噪音投诉也令她忧心。“我们需要让孩子做回孩子,并为他们保留空间。”这位12岁孩子的母亲强调。

  她表示,虽然社区球场等公共空间外观如昔,但因新加坡密集居住环境衍生的法规与时段限制,其使用已受制约。“失去的是无规则自由玩耍的空间——孩子们在街上玩捉迷藏直到路灯亮起,青少年在组屋底层聚会无需被提醒保持安静。”

  盖瑞琳的母亲郑女士对此深表认同,认为现今需要更多监护的部分原因源于建筑环境变迁。相比旧式组屋的开放底层、长廊与宽阔楼梯平台,新组屋适合玩耍的开放空间更少,邻居对噪音容忍度更低。这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前往更远处游戏。

  54岁的邓杰拉丁女士(14岁女儿之母)指出,当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寻找安全自然的独立社交空间变得更具挑战性。“不该只有幼儿游乐场与成人健身房……青少年同样需要能畅谈、放松、做真实自我的安全场所。”

  她透露女儿与朋友偏爱安静室内空间,可自由来去,按自己的节奏聊天享用零食。主题乐园、花园或影院则要么费用高昂,要么过于炎热。

  当缺乏舒适的实体第三空间时,网络自然成为新游乐场。19岁的罗永琪在整个求学阶段交友困难,15岁时开始通过Lemon8与Instagram等社媒平台结识网友,因共同喜爱的韩团等兴趣与陌生人成为挚友。

  被问及何种因素能鼓励青少年线下社交时,她认为更多同龄活动或社交俱乐部将有帮助,但指出新加坡多数活动面向20岁以上群体。许多聚会针对职场人士,使青少年难觅同龄伙伴参加跑步俱乐部或酒吧活动等兴趣项目。

  她补充说,像Footnotes这类策划深度联结活动的倡议正是她渴望参与的,但这些同样以成年人为目标群体。

  国立教育学院的加夫尼博士指出,当儿童极少接触实体互动与自由游戏时,他们可能对线下交流感到尴尬与困难。“如果孩子习惯网络社交,这将成为他们既定的常态。”

  随着孩子成长,这种早期模式往往延续,非结构化游戏时间逐渐转移至线上。这种让许多人感到不可避免的转变利弊兼存。

  18岁的汉娜·莉泽·奥皮娜·卡斯佩因理工学院课程与兼职工作填满日程,与朋友互动主要通过屏幕完成。尽管数字交流帮助她与同伴保持联系并表达自我,她仍认为现实对话更具意义。

  “通常线上只是简短闲聊,要建立真正联结,面对面互动更有效。”她坦言,“我与中学时期线下相处的朋友更亲密,而主要靠网络维持的新朋友更像泛泛之交。”

  对卡斯佩这样的青少年,密集的数字化社交因忙碌日程难以避免,但专家警告幼年建立此类模式或影响发展。

  新跃社科大学卡维丽博士表示,数字交互虽带来便利,但会通过削弱冲突处理能力、鼓励可能阻碍现实交往的网络身份,影响儿童社交技能。

  罗海妮扎在儿子身上观察到这些影响,注意到他的行为随网络社交时长发生显著变化。“减少屏幕时间后,他线下交往更顺畅,急躁情绪减少。耐心差异最为明显,尤其在辅导妹妹时。”

  此后每当发现屏幕时间对儿子的负面影响,她便收走设备助其重新校准,适应无持续数字刺激的生活。

  44岁的翁泽维尔则发现,14岁长子随着网络使用增加更易躁动,并从网友处学得粗俗语言。他补充说,多人游戏有时引发兄弟冲突,哥哥在游戏“阵亡”时会击打弟弟。

  翁先生坦言自己年少时经历过类似阶段,但指出当下管理数字使用更为困难,因为网络游戏更具互动性与吸引力。“我与妻子达成共识:若孩子破坏信任,我们随时可用家长控制功能关闭设备。”

  在网络找到社群的19岁罗永琪也认同过度上网影响现实行为。当察觉自己受网络内容影响时,她会重新评估满口脏话的网友,并通过不带手机的跑步或骑行清空思绪。

  “每天在多人游戏与语音通话中听脏话会让人麻木,但我们仍需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自律,而非任凭大脑被侵蚀。”

  这些广泛趋势令人担忧——尤其最新研究显示,年轻新加坡人的线下朋友数量较年长者更少。

  政策研究院2025年5月报告揭示,18-35岁新加坡青年平均亲密朋友数量少于年长群体。2024年该数据为6.04人,较2013年的7.68人下降。相较之下,36-50岁群体为6.77人,51-65岁达7.86人。报告指出年轻人是社会孤立的高危人群。

  研究人员认为疫情可能加剧这些挑战,限制面对面交流并深化社会隔阂——这种趋势或对建立有意义支持性关系的能力产生持久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周希琼副教授补充,当虚拟联结取代面对面互动,儿童可能难以发展社交技能,虽在线连接却感到孤立,并面临更大心理健康风险。

  她强调,数字社交虽提供某些发展机会,但面对面互动带来的深刻持久益处无法被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为解读非语言线索、实时情感回应、协调身体语言与解决冲突提供不可替代的契机——这些在数字空间均被削弱或缺失。”

  尽管如此,数名青少年向《今日新加坡》表示,在规律化生活与忙碌日程中,与朋友线上互动总胜于完全隔绝。

  以14岁的陈洁敏为例(邓女士之女),她需在学业与跆拳道训练间平衡:国家发展队、校内课外活动与俱乐部加练每周至少耗时19小时。她的自由时间寥寥无几,得空时常用手机与朋友互发抖音视频讨论活动,或规划难得一两年仅寒暑假出现一两次的线下聚会。

  邓女士表示:“除偶尔提醒休息外,我们未限制其数字设备使用。她玩耍时间本已极少,我们希望让她放松。”

  与此同时,部分青少年在数字领域找到了真实联结。曾在校园交友困难却在网络找到社群的19岁罗永琪说,网络联结的便捷性——简单一个“赞”或评论便能开启友谊——帮她觅得学生时代缺失的陪伴。

  “现实中我难以融入群体,但网络上因共同兴趣产生的联结毫不费力。”她表示父母最初担忧她网络交友,但后来发现这些积极有意义的联结让她更快乐,这才放下心来。

  “有时家长应尝试理解网络联结的益处。”她补充道,当父母努力理解她的经历后,双方沟通更顺畅,使她感受到被关怀,更愿敞开心扉。

  但国立教育学院加夫尼博士提醒,网络联结虽有益处,仍存在局限。“网络同伴互动虽能满足部分社会情感发展需求,但无法替代线上线下融合的自然演进式友谊。”

  每日聚焦——让孩子体验无聊,这对他们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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