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英国列车上的利刃刺穿平静的清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安东尼·威廉姆斯个人的癫狂，更是整个社会精神健康防线的溃堤。从诺丁汉到南港，从卡洛坎到鲁达库巴纳，那些被标记为"已知高危"却仍在街头游荡的身影，正在用鲜血撰写警示录。当意识形态凌驾于临床诊断，当平等指标扭曲救治标准，当社区照料沦为财政削减的遮羞布，真正的恶魔从来不是病房里的患者，而是那个让医生不敢开具强制治疗令的畸形制度。这篇报道撕开了西方福利体系最疼痛的伤疤——用政治正确包裹的系统性失能，最终需要无辜者用生命买单。

　　上周末亨廷顿附近列车持刀袭击事件，警方最初将其视为潜在恐怖袭击，随后确认并非如此。此后多家媒体报道称，当受害者哀求嫌疑人安东尼·威廉姆斯不要伤害她时，对方竟宣称"恶魔不会得逞"。随着真相浮出水面，这起事件逐渐显露出英国又一场典型悲剧的轮廓：一个显然深受严重精神疾病折磨的男子，在公共场所突然爆发暴力行为。

　　为何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能在公共场所自由活动？部分原因在于公共医疗服务资金短缺。2010年至去年期间，英国国民保健体系的精神科病床数量缩减了四分之一。精神科医生在评估是否应对潜在危险患者实施强制收容时，不得不考虑该将他们安置何处。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今年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受访者承认曾基于"非患者临床需求的因素"做出收治或出院决定。

　　强制收容治疗给政府带来的财政负担极为沉重。一名精神病患者可能需要24小时监护。2023年，由于公立机构容量不足，北安普顿郡将单名患者转诊至私营精神健康机构的年均费用已突破70万英镑大关。

　　另一重变化则更具意识形态色彩：治疗重心从机构护理转向社区照护。这场变革始于1961年，时任卫生大臣伊诺克·鲍威尔发表著名的"水塔演讲"，抨击维多利亚时代的疯人院"与世隔绝、专横傲慢"。此后数十年间，英国几乎拆除了所有长期收容机构。1983年《精神健康法》将这种转变制度化，确立了以权利为本、强调自愿治疗与非机构化的模式。这种进步主义潮流至今未曾中断。

　　2023年诺丁汉的瓦尔多·卡洛坎案本应引发全国反思——这个被确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两年内四次被强制收治，最终随机刺死两名大学生和一名校工。医疗质量委员会审查报告指出："社区精神健康护理存在系统性问题，若不立即整改，将持续对患者和公众安全构成固有风险。"遇害者家属的控诉更为尖锐，直指相关专业人士"手上沾满鲜血"。

　　去年在南港杀害三名女童的阿克塞尔·鲁达库巴纳，早在2021年2月就已被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机构记录在案。2022年3月，警方在公交车上发现持刀的他时，此人公然声称想杀人。案发前六天，他刚被精神健康服务机构解除监管。七岁遇害女童艾尔西·斯坦科姆的父母悲愤道："是系统的失职让我们的女儿付出了代价。"

　　2020年9月犯下1死7伤血案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泽弗尼亚·麦克劳德，两年前就曾告诉精神科医生自己听到"杀了他们，刺他们，他们在议论你"的幻听。死者母亲泣血控诉："我的儿子在街头被多个机构熟知的人活活刺死。"

　　每起案件的调查中总重复出现这些短语："已被服务机构记录"、"未按时服药"、"错失干预机会"。然而结构性问题始终未解。更严重的是，英国精神健康管理体系正在某些层面加剧危机。

　　过去十年间，政治层面持续施压要求减少强制收容，特别针对黑人男性、自闭症及其他学习障碍群体。工党2024年竞选纲领承诺要"现代化"修订1983年法案。去年11月提交上议院的《精神健康法案》正因此推进。修订重点之一涉及种族差异，工党宣称现行制度"歧视黑人"——英格兰黑人被强制收容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社区治疗令的使用率更高达7倍。

　　在NHS体系内，对歧视的恐惧已通过新近实施的《患者与护理者种族平等框架》制度化。各精神健康信托机构必须公布种族差异数据并制定缩小差距计划。这种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被要求缩小收治率种族差距的临床医生，可能因此忽视黑人患者的严重精神疾病。

　　这将引发致命后果。黑人男性出现精神障碍的检出率是白人的10倍。虽然成因复杂难辨，社会经济困境与药物滥用难辞其咎。但用平等目标替代根源治理，终将危及公众与患者安全。

　　法案另一修订重点涉及学习障碍与自闭症患者，工党称其待遇"令人愤慨"。新法案将禁止仅因上述诊断实施强制收容。全国自闭症协会等倡议组织希望这些患者在社区接受照护，但皇家精神科医学院警告："对于主要罹患学习障碍或自闭症的患者，社区服务有时根本无法应对其带来的风险。"可惜这项警告恐被无视。

　　精神科医生、《旁观者》撰稿人马克斯·彭伯顿博士透露，过去10-15年间强制收容门槛已大幅提高，现在想实施收容"几乎不可能"。他指出这场"社区照护的意识形态转变"背后，既有慈善组织与政客施压，也包含NHS官僚为削减精神科病床寻找借口。收容门槛提升对患者和公众造成的威胁令他"极度焦虑"。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同情固然重要，但若以牺牲未受治疗患者伤害的无辜者为代价，这种同情不过是伪装成伦理的多愁善感。真正需要改革的不是《精神健康法》，而是政府提供充足病床、专业人员和安全场所的能力，让医生能基于专业判断实施收容，不必担心诉讼、成本压力或意识形态驱动的平等指标。

　　单纯呼吁增加NHS拨款轻而易举，政客更应着力降低精神健康服务需求。这需要直面难题：或许该扭转对非法物质（特别是大麻）的默许态度——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大麻与精神疾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必须遏制精神疾病的过度诊断。本世纪以来，16-74岁常见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比例翻了一番多。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仅给精神健康服务带来不可持续的压力，更通过福利体系加剧现代失业问题，形成资源恶性循环。

　　尽管改革举步维艰，但当替代方案是对重症患者事实上的治疗配给制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安全威胁时，必须进行彻底反思。若不从精神医疗供需本质入手，所谓改革只会导致更少危险分子被收容——以及更多无辜者倒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