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与经济学奖罕见地将目光共同聚焦于朝鲜半岛，看似无关的两个领域，实则暗藏深刻的历史逻辑与时代隐喻。文学奖得主韩江以《我们不会分别》等作品直面济州四三事件等历史创伤，揭开民族伤疤的同时，也叩问着制度与人性的博弈；而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则以南北韩为镜，剖开“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如何造就天壤之别的国运。当文学的悲悯与经济学的冷峻在半岛上空交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哀歌，更是一个民族在制度十字路口的抉择史诗。这段跨越七十余年的对话提醒我们：历史的伤痕需要治愈，但制度的基因更需深思。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与经济学奖竟不约而同以朝鲜半岛为核心议题。乍看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其内涵却呈现出因果脉络。韩江凭借关注韩国建国时期济州四三事件的《我们不会分别》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特别强调，其获奖原因是她“以诗性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脆弱性”的文学创作，而非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她另一部描绘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小说《少年来了》亦属此列。

　　济州四三事件是一桩历史悲剧——当时朝鲜试图通过破坏韩国5月10日国会议员选举，阻挠其国家框架（宪法）的建立。彼时受金日成指令行动的南朝鲜劳动党实施破坏活动以阻碍制宪国会选举，镇压过程中造成无辜平民与党员伤亡。这仍是建国时代必须愈合的深刻民族创伤。从今日视角回望，韩国在建国初期追求的制度框架实为包容性制度；反之，金日成与南朝鲜劳动党所坚持的则是榨取性制度。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三位学者，其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对朝鲜半岛进行了深入剖析。该书核心命题——为何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贫困——作者的答案是“制度决定论”。他们指出，一国兴衰不取决于地理、气候、文化或统治者的无知，而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属性，并将其划分为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类。包容性制度创造良性循环，榨取性制度则陷入恶性循环，南北韩正是最鲜明的例证。

　　韩国选择承认私有产权、引入市场经济的包容性制度，终成全球经济强国；朝鲜却维持着少数精英掌控全部资源的榨取性制度，导致经济溃败与深度贫困。尽管血脉同源、语言文化相通、地理环境相近，南北韩的极端分化完全归因于制度差异。此论断不仅掷地有声，更经得起时间考验。

　　当韩国社会为韩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欢呼，视其为个人与国族荣耀时，却鲜少关注经济学奖对半岛议题的聚焦。这折射出对制度重要性的普遍忽视。纵然济州四三事件在镇压过程中造成令人痛心的伤亡，但其在确立正确国家框架方面的历史作用理应获得公正认知。七十余年过去，那个时代奠定的制度框架，已然成为今日自由、民主、人权与和平的基石。

　　如果说济州四三事件为包容性制度埋下基石，那么当时构筑的制度基础便成了韩国跃升发达国家的跳板。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包容性制度的启蒙序曲，经济学奖则见证其结出的硕果。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对济州四三事件的误读，以确立正确的历史认知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