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当全球还在为AI的宏大叙事争论不休时,新加坡已悄然将蓝图转化为行动坐标。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由总理黄循财亲自挂帅的国家人工智能理事会正式亮相,并精准锁定先进制造、互联互通、金融、医疗四大核心战场。这不仅是战略宣言,更是一次从“泛泛而谈”到“刀刃向内”的范式革命——拒绝让AI沦为漂浮在空中的概念泡沫,而是将其锻造成穿透产业瓶颈的楔子。当别国仍在讨论“AI是什么”,新加坡正在回答“AI怎么用”。这场静默的冲锋背后,藏着成熟经济体对抗人口约束的生存智慧,更暗含对小国大志的终极诠释:真正的竞争力,永远诞生在战略聚焦与系统集成的交叉点上。
新加坡:过去一年,人工智能(AI)无处不在——政策演讲、董事会会议室、大学研讨会乃至晚餐谈话都绕不开它。
重复到达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疲劳。并非AI不重要,而是讨论逐渐变得泛泛而谈。当万物皆可AI时,反而让人感觉空洞无物。
正因如此,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宣告比表面看来更具深意。
由总理黄循财亲自领衔成立国家人工智能理事会,并选定先进制造、互联互通、金融、医疗四大领域开展“AI攻坚计划”,标志着新加坡的AI战略已从愿景宣示转向实战落地。
这不仅是将AI列为国家优先事项,更是明确新加坡打算在哪些赛道决胜,并动员整套体系全力推进。
精选这四大领域绝非偶然。
先进制造依托我们在精密工程和高价值生产领域的传统优势;互联互通强化新加坡作为海空枢纽的地位——在这里,可靠性与创新力同等重要;金融则立足于全球互联的金融中心,监管公信力本身就是核心竞争力;医疗既回应人口结构现实,又发挥我们在临床卓越和系统管理方面的长项。
通过划定重点领域并设立攻坚任务,政府释放明确信号:AI不会作为模糊的万能标签覆盖一切,而是将精准部署在能切实提升生产力、形成可输出能力的关键环节。
更值得玩味的问题是:这个全新的AI理事会究竟要做什么?
由最高层直接领导,意味着国家层面已认识到AI不是单纯的技术议题。它横跨人力、教育、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采购和公众信任等多元维度。
缺乏统筹协调,各部门只会局部优化,试点项目难以规模化推广。理事会的价值不在于再生产一份战略文件,而在于破除瓶颈、理顺激励机制。
对于AI,最难的不是实验探索,而是系统集成。
这意味着必须攻克那些不够光鲜却至关重要的瓶颈——碎片化的数据系统、有限的互操作性、模糊的采购路径以及不确定的治理框架。统一的底层架构,才能让AI从一堆孤立的试点项目蜕变为真正的系统性创新。
总理黄循财指出,端到端的AI转型需要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而非零敲碎打的孤立方案。这种思路深刻体现在诸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网络研究所”等提案中——该机构致力于建立开放标准,让金融机构能集体实现现代化转型,而非各自建造昂贵且互不兼容的“数据孤岛”。
尤其在金融领域,集成挑战已上升为结构性问题。当AI从分析工具演进为可自主配置资本、执行合规、参与市场交互的智能体时,底层基础设施必须同步进化。可编程、量子安全且互操作的系统,将成为AI驱动市场中维持稳定的先决条件。
本次预算案同时推出了多项促进AI应用的措施,包括为参加特定课程的新加坡公民提供六个月高级AI工具免费使用权,并为企业提供生产力支持方案。
这些降低门槛、鼓励尝试的入口设计固然明智,但拥有工具绝不等于提升生产力。真正的收益来自于组织重构工作流、再造业务流程,并将AI深度融入核心运营体系。
许多企业发现,真正的制约因素不是模型获取,而是数据质量、系统集成与组织准备度。若不解决这些症结,AI将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非颠覆性的核心能力。
对个人而言,道理相通。提示词技巧固然有用,但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领域专长与AI素养的深度融合。既懂业务流程又精通工具本质的从业者,将远远胜过仅会操作界面的员工。
遵循这一逻辑,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正在筹划推出全新的硕士项目。聚焦商业场景中的AI应用,为专业人士提供体系化路径,构建与AI协同作战的战略能力。
这就引出了更深层的战略命题:新加坡能否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增长?这对面临人口约束的成熟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
在制造业,有效部署AI可在不同比增加人力的情况下提升产出;在金融领域,它能强化风控与合规,同时优化客户体验;在医疗行业,AI可协助管理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不致压垮人力系统;在互联互通领域,则能巩固我们作为全球网络中可信节点的角色。
随着总理挂帅的理事会确立优先级,领域攻坚计划明确聚焦点,下一步需要关注的是可量化的成果:生产周期是否缩短?错误率是否下降?是否催生出新的AI赋能出口产品?劳动者是否被重新配置到更高价值的岗位,而非陷入被替代的焦虑?
如果新加坡能完美融合统筹力、制度能力与执行速度,这段历程或许不会被历史记为又一条AI头条,而是雄心蜕变为竞争优势的真正转折点。
本文作者Sumit Agarwal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经济与房地产领域Low Tuck Kwong杰出教授,兼国大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总经理。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其附属机构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