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有报道称，在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后，原定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巴以冲突问题会议被推迟。最初设想这次会议是让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部分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机会。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显然已被缩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目前表示，目标是”保持两国方案的生命力”。

　　不出所料，华盛顿不会参加现已推迟的联合国会议。并不是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必然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是他的政府似乎对此基本不感兴趣。这场冲突太耗时且棘手。上月访问利雅得期间，总统避谈两国方案。特朗普没有明确排除这一方案，而是谈到巴勒斯坦人民”安全与尊严的未来”。

　　然而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他曾在其备受诟病的和平计划中倡导两国方案。可惜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人有机会拒绝之前就先否决了特朗普的提议。但事实是，自比尔·克林顿以来每位美国总统至少在口头上都支持两国方案。

　　特朗普尚未阐明他当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最近，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表示美国不再支持该计划。他的表态很快被国务院发言人收回，称赫卡比”只代表他个人”。

　　现任政府政策的模糊性与上届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布什政府有条件支持巴勒斯坦建国。2002年6月24日他在玫瑰园演讲中说：”如果巴勒斯坦人拥抱民主、打击腐败并坚决拒绝恐怖主义，他们可以指望美国支持建立一个临时巴勒斯坦国。”这明确指出，要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不仅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需承担责任。

　　同场演讲中，布什承诺美国将与欧盟等国际组织监督巴方治理、财政和司法改革，帮助建立”有效的民主”，并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缓解巴勒斯坦人的苦难”。2007年，布什在安纳波利斯召集以巴双方及40国代表，试图终结”流血、苦难和数十年的冲突”。

　　可以肯定，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袭击影响了特朗普对巴勒斯坦国即时可行性的看法。当天事件及随后加沙近两年的战争，使本就持怀疑态度的以巴民众对和平妥协理念更加抵触——而这本是建国的传统前提。特朗普可能认为当前并非推进和平进程的良机。

　　同时，他第二任期特点是交易主义、强调责任分担、如他在利雅得所言厌恶”国家建设”，并强烈倾向地区问题本地解决。总统寻求快速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成果，以及愿意承担解决棘手问题责任的伙伴。

　　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巴勒斯坦，布什是”国家建设者”，致力于在海外推广民主和美国价值观。他不仅承诺向巴方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还推动任命技术官僚出身、廉洁的总理来引领改革。特朗普反对这类美国海外介入。

　　对成果的追求解释为何他首访选择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总统寻求对美经济有利的投资协议，而非讨论美国在中东进一步的政治军事承诺。迄今特朗普最成功的会晤似乎是外国元首主动为美做事而非索取的场合。例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月在白宫提议接收加沙病童赴安曼治疗，会谈圆满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访问则不太顺利。

　　关键是巴以冲突难以为总统带来明显收益。与其在渺茫的和平进程上投入外交资源，特朗普政府将聚焦于加沙停火和哈马斯释放人质这一紧迫的短期目标。

　　许多中东国家政府赞赏特朗普的新做法，特别是他批评西方”对如何生活和治理自己的事务指手画脚”。但美国在加沙的政策也令该地区明显失望。不过无论好坏，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这让我们回到联合国两国方案会议。尽管有迹象显示特朗普可能对以色列政府拒绝结束加沙战争感到沮丧，但期待其政府施压以方和谈是不现实的。特朗普最终或更强硬要求内塔尼亚胡结束行动——加沙冲突正阻碍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但他不会立即推动以方回到谈判桌。本届政府不会出现”安纳波利斯会议第二”。正如特朗普喜欢强调的，他是布什的反面。

　　特朗普政府对会议的反应将取决于会议成果。重申陈腐外交决议和象征性承认将引发华盛顿的反感或冷漠。反之，若会议能制定具体步骤，明确以巴双方责任，特别是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承诺承担战后外交和财政重担，包括直接确保巴方能成为未来外交有效伙伴，或能促使沉默的美国政府参与。

　　加沙战争持续太久。如果这样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如2017年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的中东和平峰会——未能为巴以人民提出可行的前进方案，将是重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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