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一天，凯文·库珀第一次踏上了旧金山湾圣昆廷州立监狱的死囚区。三周前，也就是39年后，他离开了美国最古老、最著名、最令人恐惧的监狱之一。他正前往他的新家:斯托克顿加州医疗保健机构(CHCF)。虽然它的名字是医院，但实际上是一所监狱。

　　他的死刑判决仍然让他耿耿于怀，但他承认，这种改变“就像从地狱到天堂一样”。库珀不再需要戴上手铐并在牢房外被护送，因为他坚持自己没有犯过罪。他的公寓面积是他在圣昆廷监狱的两倍，还有一扇窗户，透过窗户他可以看到天空。甚至他的血压都降下来了。但他告诉EL PAíS最好的事情是，在新监狱里，他可以使用冰。他的电话不时会被自动声音打断，警告说谈话正在被录音。

　　库珀是加州636名死囚中的一员，其中20名是女性。在27个有死刑的州中，加州是人口最多的州。这倒不是因为加州是人口最多的州，而是因为法官继续判人死刑，但他们并没有被杀死。上一次执行死刑是在2006年。事实上，在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引入死刑后，加州只有13人被处决。

　　按照逻辑，像这样的蓝色州应该已经废除了死刑。然而，当这个问题在2016年进行投票时，53.15%的加州人投票反对废除死刑。在同一次投票中，另一项倡议获得了通过:66号提案，该提案旨在减少监狱成本，加快那些等待命运几十年的人的上诉系统。它还要求被定罪者工作，并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2023年，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也许是民主党的下一任白宫候选人——宣布，他将拆除圣昆廷监狱的死囚牢房，并将其人口分配到加州其他监狱，只要他们有致命的电力围栏。

　　

　　该项目始于2020年，大约有100名被监禁的人自愿转移。四个月前，剩下的部分开始转移。这一进程现在即将结束。截至6月7日，据“囚犯定位器”显示，圣昆廷监狱仍有38名囚犯。该计划的下一阶段包括将圣昆廷监狱改造成一个“北欧风格”的康复中心。圣昆廷监狱因约翰尼·卡什曾在那里演出而在流行文化中名声大开(因为凶手查尔斯·曼森就住在这里)。

　　许多死囚区居民提出了三个首选目的地，加州惩教和康复部(CDCR)可以根据涉及行为等因素的积分系统来考虑这些目的地。库珀去斯托克顿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那里距离旧金山大约85英里，这意味着他的一些访客不会经常去那里。但情况可能会更糟:他们可能会把他送到加州的南端。

　　他喜欢斯托克顿——有点像医疗监狱——是因为在监狱院子里打了这么多年篮球之后，他的背部出现了问题。他的右膝也有关节炎，他希望能在新医院治疗。

　　在转监前一个月，库珀在死囚牢房收到了EL PAíS。外面，灿烂的四月阳光沐浴在旧金山湾最美丽的飞地之一。“欢迎来到臭名昭著的圣昆廷监狱，”他说。“在这里，我们不允许做人类;我们是现代私刑的受害者。”

　　监狱的探访区被分成十几个带栅栏的笼子，给人一种工厂化农场的感觉。在入口处，有几台只接受25美分和1美元钞票的自动售货机，还有一台微波炉，游客可以在里面为他们所爱的人加热新买的菜。EL PAíS到达的那天，这里座无虚席。所有的来访者都是女性。一位母亲说，在过去的29年里，她每周都会去看她的儿子。还有活动人士、妻子和伴侣，包括一名从欧洲来的妇女。

　　这些转移的不确定性——包括地点和时间——在死囚牢房中引起了焦虑。许多人不愿改变多年的常规(即使是可怕的)，一些人担心在几十年的单细胞生活后和其他人一起被囚禁，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这种改变可能会更好。4月下旬，一名男子被发现死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里，不久后他就被转移了。显然，他是自杀的。

　　在EL PAíS访问的当天上午，66岁的印第安人Douglas " Chief " Stankewitz总结了这个悖论，他在加州的死囚区被关押的时间最长。他隔着笼子的栅栏和朋友科琳·希克斯(Colleen Hicks)聊天时说:“我很担心其他囚犯会怎么接待我们。他们跟他们说了我们什么?我也担心政府会怎么做……他们惩罚我们的能力是无止境的，”他在接受EL PAíS采访时叹息道。

　　“另一方面，我很兴奋，”Stankewitz耸耸肩。“他们告诉我，我可以养狗，(也许)还可以学习计算机科学。”

　　在过去的46年里，他一直因谋杀一名妇女而身陷囹圄。鉴于他在两次审判中出现的违规行为，他的判决于2019年从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他目前正在等待法官对人身保护申请的裁决，这可能会让他获释。

　　他的法律团队的亚历山德拉?科克(Alexandra Cock)在一次电话交谈中表示，希望情况会是这样，尽管那些长期处理此类案件的人也有同样的警告:最好不要过于相信，以免再次失望。科克说:“多年来，法官一直让我们难以就错判提出申诉，但最近，我认为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老实说，我很难相信他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提出的论点非常有力。而且证据表明他是无罪的。”

　　基思·杜林是另一个最近调过来的人。在他51年的生活中，有28年被判死刑——“非法监禁”，他插话道——在接受了他指定的出庭律师无效的辩护后，他在弗雷斯诺杀害了两名性工作者。搬家最让他担心的是，他会失去他最宝贵的资产——一台打字机——他用来处理案件的打字机。他还担心自己会被送到离母亲唐娜·拉森更远的地方。

　　这台机器和他的其他财产都安全抵达。“现在，我从我的牢房里看到了山脉、树木和动物:鹿、加拿大鹅和一群蜂鸟，它们在我的窗户上筑巢，”他在他的新目的地萨克拉门托加州州立监狱说。至于他的母亲，她去看他的通勤时间只多了一个小时左右(如果交通状况良好)。

　　在与EL PAíS的电话交谈中，Larsen在她儿子被定罪时进入了法学院，这样她就可以证明他“像新生儿一样无辜”，她解释说她一直密切关注着所有囚犯的转移，而不仅仅是她儿子。在与许多被调职的人交谈后，她认为，“总的来说，平衡是好的。”拉森是加州死刑犯亲属中的一个机构。她说，在她80多岁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叫她“奶奶”。

　　在圣昆廷监狱接受采访的那天，凯文·库珀(Kevin Cooper)说，这次转移并没有让他感到困扰。“我太老了，不能再担心任何事情了。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就能应付一切。监狱永远是监狱。”一名警卫戴着手铐把他从东区带了出来，那是一栋五层的黄色大楼，关押着死囚。在那里，他住在一个48平方英尺的空间里，没有窗户。他有一个水槽，一个马桶和一张金属床。每当他想写作时，他就会把床垫挪开，把它当作书桌。

　　

　　库珀走进了会客室的牢房。狱警从外面取下了他的手铐，然后锁上了笼子。

　　进入圣昆廷监狱，某些颜色的衣服是不允许的。手机、照相机和录音机也被禁止携带。结果，在谈话进行到一半时——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名监狱官员为本报拍了一张库珀的照片。

　　库珀一边吃着重新加热的辣鸡翅，一边谈了很多事情。他谈到了他在书籍和艺术中找到的慰藉:他的画作是对死刑和种族主义的呼吁，尽管新监狱已经拿走了他的画笔。他提到了他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情感盾牌。“我在这里没有朋友，孤独是我最老的伴侣，”他平静地说。

　　当被问及如果他被释放，他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他回答说:“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人，我会参加示威游行。例如，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

　　最重要的是，在与EL PAíS的对话中，66岁的库珀回顾了自己的一生。1983年6月的一个灾难性的夜晚，道格·莱恩和佩吉·莱恩夫妇、他们10岁的女儿杰西卡和一个11岁的朋友在那里过夜，他们被人用刀、斧头和冰锥杀害了。他们在位于洛杉矶附近奇诺山富裕社区的家中被杀。最小的儿子乔希虽然喉咙被割开，但却活了下来。

　　8岁的乔什·莱恩(Josh Ryen)在对警方的第一次陈述中表示，三名白人应为大屠杀负责，后来又暗示他们是拉丁裔。起初，当库珀的照片出现在电视上时，莱恩明确表示那不是他。然而，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

　　库珀是一名25岁的黑人，有犯罪记录，他藏在离莱恩家150码远的一所空房子里。这是在他从一个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的栅栏上的一个洞走出来之后，他在那里因抢劫而服刑。“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决定，”他回忆道。

　　他在那座废弃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晚上。从那里，他打电话给几个女性朋友借钱给他，但没有成功。他声称他在谋杀发生前继续前往墨西哥。当警方得知该地区有一名逃犯在逃时，为了解决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警察们放弃了其他线索，认定库珀就是罪魁祸首。同年，负责调查此案的治安官要竞选连任。他只用了四天就结案了。

　　这名嫌疑人当时正在蒂华纳逃亡。“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在找我时，我被他们谈论我的方式吓坏了，”他回忆道。库珀和他的支持者——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人士——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在质疑这项调查。在最初的搜查中，警方没有在空房子里找到任何有罪的证据。但第二天，他们找到了:一枚监狱制服上的绿色纽扣(后来得知嫌疑人穿着一件棕色夹克)，以及一把斧头的鞘。

　　在距离犯罪现场约50英里的地方发现的瑞恩旅行车，四个座位中有三个座位上有血迹。然而，认定库珀有罪的陪审团显然没有考虑到一个人玷污了三个座位的可能性，陪审员也没有想过他是如何独自给受害者造成140处刺伤的。在最初的搜查中，警方没有在车内发现任何嫌疑人的指纹。但是，在第二次检查时，线索突然出现了:库珀在废弃的房子里抽的那三个牌子的烟头。

　　在这个案例的总结中，有一个惊人现象的证据:这些屁股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在这个充满阴影的案件中，另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是，一名女子打电话给警察，说她的男朋友——一名白人男子——在谋杀当晚出现在警察面前，工作服上沾满了血。她后来将这些证据交给了圣贝纳迪诺警长部门，但副警长决定销毁这一证据。2004年，警长Floyd Tidwell——被怀疑在他担任县警察局长期间建立了一个腐败网络——承认多年来持有530多支被他的警察没收的枪支。

　　库珀的审判在圣地亚哥举行，抗议者举着种族主义标语，一只毛绒大猩猩被挂在一根杆子上，脖子上套着套索，上面写着“绞死凯文”。他抱怨法庭指定的律师“做得不够”，他“没有为如此复杂的案件做好准备”。由11名白人和1名黑人组成的陪审团认定他有罪，并建议判处死刑。从那以后，他用尽了所有可能的上诉。

　　2004年，他差点被处决。在距离注射死刑还有3小时42分钟的时候，对美国西部有管辖权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下达了暂停执行死刑的命令。“他们差点杀了我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不真实的一天，就像在看一部由别人主演的电影，”库珀回忆道。“他们问我最后一顿晚餐想吃什么，但我拒绝选择。太残忍了:你怎么能让你要杀的人吃一顿饭呢?我看了看时钟，也看了看刽子手的眼睛。当他们发现(我的死刑)被推迟执行时，我感到了他们脸上的愤怒。”

　　在那之前不久，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奥睿律师事务所——开始为他的案子提供无偿服务。这在美国的死刑案件中是一个常态。当被告被困在司法系统中——事后几乎不可能逃脱——辩护往往是有缺陷的。因此，当其他选择用尽时，有时聪明的律师会来做无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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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awala)在纽约接受电话采访时解释说，他们一直在要求圣贝纳迪诺治安部门交出与库珀案件有关的任何文件(但没有成功)。比如，它可以解释其他线索被丢弃的原因。也不知道在莱恩家收集的证据去哪了。或者是关于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清算马匹销售业务的假设。凯文没有理由杀害那个家庭，”他强调说。

　　自从联邦上诉法院暂停执行他的死刑后，库珀的事业获得了杰出的追随者，其中包括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高级法官威廉·弗莱彻(William a . Fletcher)，他在2009年写了一份长达100页的反对意见，开头是这样写的:“加利福尼亚州可能即将处决一个无辜的人。”

　　其他来访者包括金·卡戴珊——她拜访了在圣昆廷监狱的库珀——或者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他写了一篇关于此案的详细文章，作为“破碎的司法系统”的例子。在信中，他与在莱恩家过夜的被杀男孩的父母交谈，他们对库珀的罪行毫不怀疑，他认为应该进行新的DNA测试。

　　这些试验最终获得批准，但结果几乎没有用处。再次证明，在受害者手上发现的毛发不是被定罪者的，但没有办法将它们与任何其他嫌疑人联系起来。一条橙色毛巾提供了完整的DNA图谱，尽管调查人员从未找到它的主人。而且从一件棕褐色t恤中提取足够的遗传物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降解。早些时候的一项检查在那件衣服上发现了库珀的血迹，以及一种名为EDTA的化学防腐剂的痕迹，这种防腐剂用于防止试管中的样本变质。对于那些为库珀的清白辩护的人来说，这只能意味着警长栽赃了那些尸体。

　　2019年，新当选的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宣布暂停所有死刑判决。他还拆除了圣昆廷监狱的行刑室——臭名昭著的“绿室”。杜林记得他在监狱里从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新闻。东区所有的人都自发地欢呼起来。

　　州长还下令国际律师事务所莫里森与福斯特(Morrison & Foerster)对库珀的案件进行“无罪调查”，调查结果于2023年1月公布。报告的结论是，他有罪的证据“广泛而确凿”。这份长达243页的文件还说，没有DNA证据“指向其他人有罪”。

　　“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挫折之一，”库珀哀叹道。

　　

　　“这是一个肤浅而荒谬的工作，是故意不称职的，”卡塔瓦拉嘲笑道。“他们似乎想伏击他。(这份报告)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内容。他们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周末前的一个星期五出版了这本书。他们在发给媒体前给了我们二十分钟。所以，最初的报道——非常广泛——对凯文造成了很大的伤害。[Morrison & Foerster]只依赖于[以前的]审判中的文件。他们甚至没有传唤参与调查的人作证。”

　　自报告发表以来，该律师事务所拒绝就其结论或所采用的方法发表公开评论。

　　在此之后，库珀只有两个最后的办法:纽森决定通过行政命令为他洗脱罪名(“不太可能”，卡塔瓦拉认为)，或者最近通过的《种族正义法》(Racial Justice Act)——具有追溯效力——允许上诉任何定罪，只要能证明在法律程序中存在某种种族偏见。

　　为了证明这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库珀得到了教授兼作家劳拉·巴泽隆的帮助。她是旧金山大学刑事少年司法和种族司法诊所的主任。“我认为凯文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他的案子]有许多不正常之处。最主要的原因是检方总是拒绝分享(他们调查的文件)。没有办法知道布雷迪有多少违规行为，但很明显有很多，”巴泽隆在旧金山的办公室告诉EL PAíS。布雷迪原则源于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的一项历史性裁决:它要求控方与辩方分享任何无罪的信息。

　　统计数据证实，加州的死刑产业——自1976年重新引入以来，估计已经花费了纳税人40亿美元——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尤为严重。虽然该州只有5%的人口是黑人，但被判处死刑的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非洲裔美国人。据非营利组织埃拉·贝克人权中心奥克兰办事处的摩根·萨莫拉说，黑人囚犯遭受这种命运的可能性是其他种族的5到9倍。就拉丁裔而言，他们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要高出三到六倍。去年，加州是继佛罗里达州之后，美国第二大判处死刑的州。所有这些都被交给了黑人和拉丁裔被告。

　　

　　今年4月，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意识促使加州圣克拉拉地区检察官杰夫·罗森(Jeff Rosen)推翻了他所在县的15项死刑判决，圣克拉拉位于硅谷的中心。他转而将15名死刑犯改判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够严厉的惩罚了: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一生，然后死在那里。还有，请不要把我当成对犯罪软弱的人，”罗森在他位于圣克拉拉市的办公室里解释道。“在乔治·弗洛伊德(2020年被一名白人警察杀害)被谋杀后，我意识到(这个制度)有些不对劲。”

　　他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参观了阿拉巴马州的国家私刑纪念馆。他说，这让他看到了“大规模监禁肯定是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延续”，也让他怀疑这个制度本身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它把处决推迟了几十年。“如果有人在25岁时犯下了可怕的罪行，而你直到65岁才处决他或她，他们还是同一个人吗?”我不这么认为。”

　　罗森还警告说，要求死刑审判由陪审团决定无意中助长了种族主义。“为了被陪审团接受，候选人必须保证他们在道德上有能力执行(死刑)。谁倾向于压倒性地说“是”?保守的白人男性。”

　　

　　罗森并不是最近加州唯一一位走废奴路线的地方检察官。在重新判处15项死刑的前一天，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帕梅拉·普赖斯(Pamela Price)收到法院命令，要求对其管辖范围内的35项死刑判决进行审查，原因是怀疑检方行为不当。许多检察官被指控在挑选陪审团时系统性地排除非裔美国人和犹太人。今年4月，几个著名的法律和民权组织向加州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非同寻常的请愿书，寻求废除基于种族偏见的死刑。此外，在2024年1月，SB97法律生效，旨在简化和加速审查错误定罪的过程。

　　杜林和他的母亲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选择上。“我相信，在审查案件后，法官会认定我是无辜的，应该被释放，”他说。

　　刑事司法改革和政策方面的律师和顾问娜塔莎·明斯克(Natasha Minsker)认为，范式正在发生转变。加州正在见证死刑的缓慢消亡吗?“我想是的，”她谨慎地说。“尽管这种痛苦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她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接受电话采访时辩称，她试图游说立法者和州长办公室支持改革。

　　纽森可以在离任前给予普遍赦免(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该州的反死刑活动家团体梦想着这种可能性，尽管这样的举动可能对他的总统抱负不是好兆头。如果他这样做，这将意味着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将不再被判处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死刑:法律规定，这样的事情只能通过全民公决来实现。

　　“我不会放弃希望，”明斯克发誓。“我知道州长非常致力于在加州废除死刑。我相信他会在离任前尽其所能。”

　　根据这位律师的说法，拆除圣昆廷监狱的死囚区表明了纽森的承诺。而且，如果死刑在加州真的正在消亡，那么东街区——狭小的牢房和噩梦般的氛围——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时光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在旧金山湾一个美丽的角落里，有一个地方，在那里，用库珀的话来说，有些人“不被允许做人类”。

　　翻译:Avik Jain Chatlani。